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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走学术,最终伤害的是整个收藏界

2014年03月23日 15:53
  ◆ 王琪森

  《功甫帖》真伪问题,搞得是风生水起、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。笔者无意加入这场纷争,但这个事件所折射出的有关当下收藏文化的现状及收藏秩序的现实,却是发人深思的。

  当下收藏文化的乱象丛生,收藏秩序的失控涣散,使这收藏的大时代,就是出不了大收藏家,这是应当引起重视的紧迫问题。

  收藏是一种物化形态、文化行为与认知方式,其需要考辨鉴定、甄别梳理、赏析评述与探讨感悟等的过程,这离不开深厚的学养、独特的造诣、专业的功力与敏锐的眼光。而这一切最终的指向与可靠的归属,即是学术的支撑,才能具有对藏品宏观的历史考察与流程把握,微观的细节契入与特征确认。因为学术讲究注重的是严谨的实证、科学的分析、系统的阐述、多元的比较和综合的探讨,既有旁征博引的审视,亦有探幽抉微的洞察。如张大千当年以五百两黄金加二十张明代画收得董源的《江堤晚景图》后,因画上无题跋而有些疑惑。于是他从学术支撑入手,请好友谢稚柳作实证性的考证,博学多才的谢翻阅了大量资料,终从赵孟頫的书信中找到了相关的记录。吴湖帆精于笔墨辨析与画史流变,张让董画挂于吴的梅景书屋多日,让吴朝夕观摩,反复比较,作出了让人信服的专业评定。吴不仅作了一首七律诗,还深有感受地跋曰:“悬梅景书屋中若干日,坐卧其下,欣快万状,知北苑之气象浩瀚会松雪之风神,绝世自有渊源也。”一张原本存疑的国宝级名画,终在坚实而充分的学术支撑下,得到了确认。从中也可见张大千对学术的推崇认可与敬畏坚信,凸显的是一种收藏精神的高贵与收藏心态的健全。 

  坦率地讲,如今的学术条件比张大千那个时代要好得多。当下我们的国家级博物馆收藏宏富,精品荟萃,并拥有不少专业的研究人员。大学里开设有文博、考古等相关专业。在硬件上更是拥有了多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,高科技的运用解决了以往不少难以确认的难题。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文人环境下,为什么当下收藏界的学术支撑变得如此疲软、如此无奈、如此茫然?乃至有时缺席与抛弃?收藏的良知与觉悟又到哪里去了?

  正因为我们收藏界自己缺乏乃至不认学术支撑,以至让国外有些收藏公司或文物机构出来说三道四,好像由他们来对中国的文物真伪作最后的拍板。这也难怪是我们自己放弃或不争、不要这个话语权,别人自然要取而代之。当《功甫帖》的纷争兴起后,苏富比明确表示要组织全球顶级博物鉴定专家进行评定,然而当他们拿出这份鉴定报告后,似乎没有全球顶级专家的签名。中国是书法的母国,顶级专家不出在中国?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?看来收藏界的某些公案,最终的解决是要特聘外星人了。

  现在的收藏界,一掷千万亿万的壮举已屡见不鲜,但炫富炒作者有之,敛财骗贷者有之,巧取豪夺者有之,洗钱贿赂者有之,投机赢利者有之,唯独历史责任被视作明日黄花。这种缺失应当讲是相当严峻的。记得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,已然是收藏重镇的上海,传唱着这样一首竹枝词:“申江好,古玩尽搜探,商鼎周彝酬万镒,唐碑宋帖重千镰,真伪几曾谙。”连民间的说唱都直逼藏界的历史责任。可如今有些收藏者,不论是“大佬级”,还是“土豪级”,似乎对真伪已不感兴趣,他们所要的是其中的商机、过程的吸金与附属的效应。收藏界的不正之风犹如可怕的雾霾,遮蔽了文化的阳光,污染了历史的晴空,玷污了藏界的尊严。

  收藏尽管常常是个体的行为,但其离不开群体的协作。资格再老、名气再大的收藏家,也不是全才型的“万宝全书”,也都有看走眼的时候,这就需要群体的互补互助与共析共鉴,这也就是收藏界的传统:“佳品共鉴赏,疑义相与析。”当年在上海嵩山路吴湖帆的“梅景书屋”内,聚焦了一批海上一流的书画家、收藏家、鉴赏家,有庞莱臣、周湘云、张大千、张葱玉、沈尹默、谭敬、刘海粟、谢稚柳等,他们相互品画论书、鉴定考证、辨伪存真,成为当时收藏家的领军群体,共同打造了收藏界的辉煌。而如今收藏界这种群体的协作已盛景不再。各自为政、各占山头、各封为王。动辄互相攻击,互相贬低。假学术纷纷登台,以造谣替代考证,以蛊惑替代论辩,目的非为真伪,乃为利益。学术界若对收藏界发捧场之声,则名利双收;若作质疑之论,则遭受粗暴、野蛮的围攻甚至人身攻击和诽谤。许多有良知的学界人士噤若寒蝉,不愿踏入这是非功利之地,任由各种假冒伪劣喧嚣于中国收藏界。

  在中国收藏之釜底抽走了学术之薪,最终伤害的是整个收藏界的长远发展,并影响到中国收藏界在国际的地位与话语权。

来源:新民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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